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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迟之死看文人的心理危机
转自伽玛医生网站

    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几十起文人自杀事件。91年9月,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89年3月,又一位北大诗人海语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此后不久,又从海峡彼岸传来三毛自杀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然后自杀的消息。

  文人的自弃轻生,在世纪末平静又喧嚣的文坛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道凄凉的文化风景,也折射出当代文学人士心灵深处的极度失落和心理天平的严重倾斜。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方舟跌下狂热过火的峰巅,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坛,并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低谷。形势的急转直下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贾平凹、莫言等大写手被盗版和约稿弄得焦头烂额,而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徐迟、碧野等大师们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和"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心性不全的文人精神支柱轰然倒下,心理天平倒向了一边。

  这种伤感怀旧的消极情绪,一旦与心理缺陷的人格"遭遇",就会表现出孤独、沮丧、抵制社会变革、逃避现实、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之类的生活态度,由于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生存状态不满意,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因而常常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终日沉湎在自己构思的理想主义王国里,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我们暂且将社会转型时期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文化心态称之为"文化抑郁症",因为它的症状与精神病学上的抑郁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社会交往是正常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交往能传递感情,满足人的社会与精神需求。自我封闭的心理则人为地剥夺了这项需求,使得信息狭窄,情感隔绝,抑郁和苦闷无处宣泄和倾诉。一些将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不是努力去改造自己,适应环境,而是常常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藉此逃离环境,降低挫折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观念和思想上崇尚传统,在认识上缅怀昨天,总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一切都不满意,甚至怀疑与否定一切。

  这就是文化抑郁症的社会病理基础,这种消极情绪积聚到心理承受极限,就会采取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抗议和愤慨。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81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癌症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人谈天外,就是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低首叹息,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他对朋友有时也谈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这时,他的症状已完全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精神科干预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人们只是关注了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需求,孤独,精力衰竭,终于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
  英国心理学家霍普森认为,任何影响生活稳定的转变(包括社会体制的变革、年龄的增长、恋爱婚姻等)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并随着事件的次数、强度增加而反应增强,而过量或过重的应激反应则会导致应激性疾病如溃疡病、高血压等多种心身疾病和不良情绪反应,甚至引发精神崩溃。

  那些心理不健全、年龄已高、适应性较差的人们,要想顺利地渡过心理上的
"不知所措"阶段,就需要社会及时提供精神支持,满足心理过渡时期被尊重、被理解、被同情的需要,同时由精神科专业人员提供抗抑郁药治疗和心理治疗。然而生活在两个极点上的文人之间既难沟通,又不易彼此宽容,那些已深险绝境的失落者羞于到精神科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对病情也讳莫如深。
  文化抑郁症是一种社会适应不良引起的病态文化心理,是正常人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从严格的诊断标准上说,它并不一定属于抑郁症或神经症,但它具有一定的流行性和群体性,可通过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功能和免疫机能,损伤人体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因而亟需精神科干预,不能掉以轻心。文化抑郁症由于传播途径较多,范围广,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大,如果不加以及时的疏导,还会使相当数量的意志薄弱者染上相似的症状。
  文化抑郁症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和自我调适来获得纠正,同时辅以抗抑郁药治疗。从患者自身来讲,关键是要加强自己的心理训练和修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通过多种途径多渠道了解并接受新生事物,在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勇于开放自我、表现自我,了解社会和他人,也让他人了解自己,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帮助,获得新的发展和适应,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此外,若对新生事物立即接受有困难,可以在新旧事物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作为走向新生的过渡,如果仍感到力不从心,则应及时去精神科就诊,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顺利渡过心理危机。目前,这方面的治疗手段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抗抑郁药"百忧解"的问世,极大地改变了那些急需"心理美容"的人们的处境。

  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社会转型期的环境下,随着社会精神卫生意识的提高,中国文人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适应新的体制,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自我、心理重塑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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