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被唤醒是从列车的广播开始，嘹亮的军歌提醒人们今天是建军节。我在晃动的车厢里，兴奋而紧张地揣测这一天将会发生的内容。能够直面受AIDS影响的人群是我很久以来的夙愿。我始终相信，只有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才能切身体会到他们的所思所想，承担起在这一事件中参与者的角色。
　　随着高耀洁奶奶家那扇门的开启，我心中关于奶奶家的想象终于在现实中着陆：也许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室内光线有些昏暗，正对着门挂了一幅遒劲的书法，"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房间的书桌上，阳台上，橱柜背后，四处堆满了高奶奶自费印刷的各种宣传资料。有一面墙壁上挂着狭长的相框，里面摆放着01、02年间，高奶奶在AIDS村以及当地一些感染者的照片。在高奶奶家过暑假的两个小女孩正唧唧喳喳在厕所晾晒洗干净的衣服。
　　高奶奶等我坐定后，立刻开始讲起AIDS工作。她不断地拿出各种印刷品和杂志给我看。其中一份香港杂志上刊登了王园园（原名高丽）、她弟弟及其已经病发过世的父亲合影。很难想象，照片上这个低着头面对相机毫无表情的园园，就是现在在我视线里活跃的园园。高奶奶说，园园现在的情绪还不很稳定。昨天她在报纸上看见一个16岁的小姑娘被逼婚，立刻想到了自己。园园被她的姨指给一个34岁的歪嘴男人。那时她还不满16岁。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园园只顾低头吃饭，高奶奶夹给她的菜都不碰。
　　曾金艳在行程日记中提到过，在花卉市场散发防艾宣传资料时，碰见有人大言不惭："国难关我什么事？"高奶奶一脸无奈笑容地补充道，此人是大学生。因此，她竭力建议今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郑州大学附近继续发些传单。她对目前大学生的冷漠和麻木的失望掩饰不住。
　　于是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吃午饭。饭后，趁着两个孩子刷碗的空挡，高奶奶仔细地朝三个塑料袋里各放进一叠宣传资料，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两罐饮料。她反复嘱咐我要看好两个孩子。

　　我们的第一站是郑州大学。路上我和两个孩子开始攀谈。其实我是比较熟悉高丽这个名字的。我最早接触AIDS孤儿，还是通过南周记者江华，联系上了东湖小学的校长，彭校长曾经给过我一份孤儿名单，还着重跟我说了高丽的情况。事隔两年，从前只在纸面上出现的人，如今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手握着她的手。一种微妙的感觉涌上心头，说不上是感慨或者为之喜悦，也包括一种无能为力，似乎我们能做的太少太微不足道，时光如梭，这些名单上的名字很快就要长大成人，而我们真正能够帮助的又有多少呢？这一份迥然不同于辛德勒名单的名单，带给我的是太多未完成的遗憾和沉重。
　　她们渐渐没了初次见面的害羞，陆续跟我说起她们目前的生活，学习压力，以及关于过去的回忆。园园说当时卖血是不要老年人的，于是就有老人将白发染成黑色再去血站卖血。由于当年卖血的主力是年轻人，于是大面积病发后，就出现了家里只有年迈老人和膝下稚子的局面，丧失生活来源。再追问为什么大家都去卖血，园园告诉我当时的村干部都说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卖血还对身体有好处。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无知的村民纷纷选择了卖血这条捷径。可是谁会知道，这同样是一条通向死亡的捷径。
　　 假期的郑州大学，学生三三两两走过校园。在我向学生以及从衣着打扮判断为知识分子的人散发传单上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对AIDS是有比较深的了解，但是我再深问下去时，他们能回答上来的也仅仅只有AIDS的几种传播途径而已。至于河南的AIDS疫情，以及疫情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全无概念。相反，他们还一致认为，媒体的宣传对象应该由他们转向农村人群。
　　园园悄悄跟我说，她觉得村民对AIDS的了解都比这些人要多。
如果说这和村民是直接受害者有关，是所谓的"久病成医"，那么那些向我们回答"不知道"的人又是否太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呢？一个坐在路边啃玉米棒的促销小姐，面对我的提问，试探性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话应该不会传染爱滋病吧？请注意，她用的是带商榷性质的疑问口吻。
　　在一个老太太的指点下，我们出了郑州大学的北门，寻找人多的地方。这个老太太手上提着一个垃圾袋，里面散满了废弃的易拉罐、空瓶。起先我们以为她是个回收旧报纸的，没想到她主动问我们要了一份资料。还详细地告诉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散发这些传单。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停留点，绿城广场。通向广场的小径长椅说坐满了休息的行人。他们的身份应该各不相同。我从他们的反映中又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随着拒绝我们传单的人数的增多，表示知道或认识高耀洁奶奶的人数也在增多。我们甚至遇见了从前在商报采访过高奶奶的一位记者。两个老人特意向我们多要了一些传单，表示要拿到社区给其他老人看。在这里，我逐渐从他人眼里看见一个承担着传递作用的高奶奶。一方面，我对高奶奶所作的工作对人们已经产生影响而欣慰，另一方面，我开始反省，为什么在被认为对社会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学里，却没有人听说过高奶奶呢？
还有一些人，原本怀着好奇心向我们索要传单，当发现是关于防艾时，立刻向触电一般甩回给我们。仿佛这些传单也沾染着怕人的病毒。我想这些人，是我们宣传的死角，除非强制性向他们灌输科普知识，不然他们绝不会主动去接受信息。
　　 这个时候，我在郑州的一位同学赶过来帮我一起发传单。我们去了绿城广场对面的碧沙港公园。在门口被公园工作人员拦住。工作人员说，公园内禁止散发任何传单。我们再三表示是公益传单，希望他们能够通融。我在公园办公室的见到了一位李主任，他在查看了宣传单和我的学生证以后，表示个人支持我们的活动，但是无奈规定是死的，他建议我们在公园的门口散发传单。
于是我们开始了在人行道上，向路过的任何人尝试发出我们手中的传单。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遇见的人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不仅仅是学生、有休息消遣心的市民。也是在这里，我们遭到了最多的拒绝。但是向我们说NO的，并不是外来劳工，街头逗留人员，而是看似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中包括数对情侣，我猜测可能是他们以为接受AIDS宣传，就等于默认了他们之间的性关系。虽然这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似乎人们都偏重于性传播途径。

　　在下午的传单散发过程中，我曾经邀请一些路人面对我的DV谈些内容。镜头前的人似乎想按照"应该"模式回答我的问题，比如"应该"关心AIDS，"应该"加大宣传，但是再碰到一些稍微深入的问题时，立刻就表现出了破绽。
　　你知道河南有爱滋病村吗？
　　知道吧。
　　你觉得这个事情和你有关吗？你会主动去关心吗？
　　（暧昧的笑）这个，虽然关系不大，但还是会去关心的，因为我是河南人。
　　你觉得这会成为一个国难吗？
　　应该不会吧。
　　那你知道现在河南大概有多少人感染AIDS吗？
　　几千万吧。
　　几千万还不够成为国难吗？
　　（尴尬的笑）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严重的。
　　……

　　园园又在我耳边轻声说，国家公布的数据只有84万，他说光河南就有几千万啦。这两个孩子此时俨然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话的口吻和严肃和十几岁少年的身份不相符合。
当然也有相当诚实的人，有一受访女性很勇敢地跟我说，如果同AIDS病人接触，从心底当然会有恐惧，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恐惧。但是她同时表示敢于和他们接触，因为她熟知传播途径。我钦佩她的坦然，的确，每个人都会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障碍，但是我同样想告诉她，其实这种恐惧仍然是来源于对AIDS认识的不足。我跟着雪松去拜访被地坛医院做实验的AIDS病人时，没有丝毫恐惧。雪松也没有。因为我们太熟悉这种疾病的习性了。既然是安全的，那又何来畏惧呢？

　　这个下午，我看见了横亘在AIDS人群与普通人群之间的断裂带。

　　回到高奶奶家，她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我今天下午的收获。她强调，只有真正下去才知道那些人的想法。她还说等到这些资料发完之后，她还要再印10万份。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学生能够了解这些事实。
　　随后，高奶奶还向我们展示了她收集的数本厚厚的剪报，她为这些报道进行改错。报纸是停止的，属于某一固定时刻，但这些固定时刻的排列，就仿佛台阶一般，我们一步一步趋近真相。
　　在高奶奶的电脑里，还有很多PPT，关于AIDS患者和孤儿。触目惊心的照片，让与我同行的同学也震惊了。病人骨瘦如柴的身体，曾经吓退过去当地采访的女记者。孤儿身上的斑点，被病菌吞噬而毫无抵御能力的舌头，溃烂的皮肤。在看照片的过程中，园园和杨静不时地说，这是谁谁的爸爸，这是谁谁。她们报出的名字，以及照片上虚弱的面容，大多数如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我总是有这样一个幻觉，如果只听她们的对话，我们会不会以为这是两个孩子在看同村人外出旅游的照片，她们认出了熟悉的人。但事实上，这是在与死亡的一次又一次接触。她们念出的不是在享受生活的人，而是在挣扎过后无望而死的灵魂。我为她们平淡的语气而害怕，我甚至不知道死亡在她们心中的形象。因为对她们来说那实在习以为常。

　　这基本上就是我今天的行程。另外还要补充一个细节。黄昏时分，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的父母开着私家车来接我，那个高中同学得知我们下午就是在发传单时，表示出了不屑。我心里惭愧，我可以非常镇定地向陌生人叙说AIDS，却不知道改变她观念的途径。

8月2日行程

　　早上，北京的志愿者筱璇和陶沙也到了郑州。天空隐约地飘起了雨，潮湿的地面一如我的心情，在迷惘中长出一朵蘑菇。
　　我们一同去了高奶奶家，做简短的拜访。两个可爱的女孩子今天很拘谨，我觉得我和她们又回到了昨天刚见面的状态。筱璇给她们剥开棒棒糖，她们都不好意思吃。也许这是我们以后又将面对的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让这些父母因AIDS而留下的遗孤真正向这个世界打开心扉，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短暂而羞涩的试探。
　　陶沙帮高奶奶收发了几封邮件，筱璇和两个孩子在阳台上听爷爷讲述着什么。高奶奶家应该总是有这样的画面。但是她仍然满怀热情地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丝毫没有因为被打扰而产生的不耐烦。
　　 约两个小时后，我们离开高奶奶家，从长途汽车站搭大巴，开始了上蔡之行。
　　 路途中，我一直望着远方，大片大片的绿色农田与湛蓝的天空在视线尽头交织。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种我从来不曾亲近的生活方式。我从前的骄傲感在这连绵的土地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异常可笑。大学同学曾经竭力推荐我看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现状的书，我的表现是不屑的。如果换到现在，我一定会尽量真正谦卑地去告诉我的同学，I CARE。
　　 下午到达上蔡，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因为不知道红河宾馆的确切位置，便叫了三轮车送我们去。车夫说有段距离，结果他没驶过50米就到了。我们下车，给了他2元。心里却是老大不乐意地念叨着，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三轮车夫都是感染者，或者他家属就是感染者。以此艰难为生的人。我就在想，昨天虽然是给了2元冤枉钱，但是对于车夫来说，这是他自己赚的辛苦钱。我无法体会钱对他的价值。在生存面前，没有道德可言。 我们先去了金井吴。第一家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妻子躺在由农药袋、破凉席铺的地上，奄奄一息。苍蝇在她身上爬来爬去。这个女人家姐妹中，如今死得就剩下她一个人。AIDS病毒已经转入她的脑部。所以她神智不清。一只手总是不停地解扣子，扣自己的嘴。骨瘦如柴。丈夫也是感染者。情况比较稳定。丈夫是个很好的人，被村里人选为分药的人。每天他要去卫生所领药，给妻子注射，还要给自己注射。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学习很好，满墙都是奖状。也是感染者。但是家长都瞒着他，领药都是用母亲的名字。仍然在想方设法保护他。不让孩子绝望。 高李。仿佛是一个寡妇村。我们去了一家，周围迅速聚集了很多妇女。有些人不肯进屋，因为一开始村民为我们打开了电风扇。她们中的感染者是不能吹风的。我们关掉了电风扇，她们仍然是围拢在门口。孩子们赤着脚跑来跑去。我们分糖给他们吃，都接过去，不好意思地跑开了。很喜欢照相。又羞涩。妇女们也喜欢照相。她们大多死了丈夫，自己也患病。知道时日不久，想留着自己的样子。
　　乔庄。我们去的龙金辉家。他不在，他的父亲龙长宽躺在床上，瘦得可怕，但是很乐观，精神很好。满地都是烟头。刚刚在房间里打牌的一群男人们已经让到院子里去了。他告诉我们，外面的那些男人，别看很壮的样子，其实只有一个不是感染者。曾金燕数了一下，一共10个人。9个人携带HIV病毒。只是还没病发而已。平时他们怕冷，不能劳累，不然就会持续高烧，必须吊水。
　　我心里一个激灵。时间在这里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掌控者。
　　文楼。世界闻名的AIDS村。我们没有从大路走，临时决定拐去那里看一下。曾金燕介绍说，大路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两旁不断有告示，箭头指向文楼，也就是一个让很多人色变的地名。车子缓缓驶过文楼村，闲散的村民们纷纷望着我们，眼里没有表情。我看到簇新的标语依附在破落的泥墙上，陆续的新建筑在视线里一晃而过。
　　这就好似怀着百般忐忑的心，来到台风眼，却发现一片宁静。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村民过着平淡的生活。也许当事人坦然于现状，毕竟一切都在改善中。我作为一个从外面走近的旁观者，心里无限唏嘘。
　　 出了文楼，我们将车停在小路边，透气。同行的吕老师从草丛里拣出一只蝉脱下的壳。我们兴致勃勃地围观。夏日傍晚的风吹过，有温暖的味道。高高的玉米林无限延伸下去。好奇地四处张望这农村的景色时，猛然撞见远处的红顶白水塔。这是"五个一"工程以后，AIDS重灾区的新标志。

　　今天河南的天气有些粘稠。早上从郑州出发时飘着空蒙新雨，下午到达上蔡时开始放晴。阳光直射在额上、脸上、身上，汗水涔涔。头有些疼。村里的路满是泥泞。一脚深一脚浅。软滑的泥土在鞋底蹭也蹭不掉。苍蝇在空气里肆无忌惮地乱转。我的眼睛承受不了巨大的反差。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些香水只用纪梵希、打火机用都彭的朋友，如果和我一同这个旅程，他们会在哪个环节退出呢？是在长途车上？是在乡间路上？是在病人面前？我多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眼睛来衡量这个世界的悲伤和希望。只有面对生命，原来麻木的心才会充盈对生命的尊敬。

8月3日行程

　　也许平日实在太过安逸，昨天下午奔波的疲劳就渗入皮肤，早上一点都不想起床。直到最后一刻才挣扎起来。匆匆吃了饼干，钻进早已候在楼下的面包车里，继续今天的行程。 石佛。见到了六一儿童节在动物园里认识的小女孩及她的哑巴哥哥。满墙的奖状。孩子们围拢在院子里。嬉笑打闹。笑容明亮。看见DC里的自己，笑嘻嘻地迅速逃开。在他们脸上我看不到阴影。
　　假期的小学校舍正在整修。接待我们的老师说，学校从00年就开始使用了，现在正在扩张。
　　我们坐在二楼走廊尽头的休息室。这里就好比一处世外桃源。吊扇在头顶呼啦呼啦地转，不知疲倦。室内一片幽凉。墙上垂下斑斓的千纸鹤。一排书架上整齐地堆放着福特基金会捐赠的图书。另一排橱柜里陈列着相册、六一时我们送给孩子们的小礼物。一张办公桌上摆着也是捐赠的紫色电脑。
　　这里的宁静，让我无法同破旧的村庄联系在一起。想象平日的铃声，孩子们在楼梯里奔跑。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祝福他们，希望这一切美好能够是他们对童年全部的回忆。而不是习以为常的死亡和失去亲人的无助。

　　程老。村里的女店主笑盈盈地把我们留住吃西瓜。我们继续走访了数家。大致情况都与第一天相仿。但是在出村时，有一个妇女嚷嚷着拦住了我们。小辉屡次想打断她的话，向她解释，都被她挡了回去。我们断断续续地听明白，在我们之前有记者来采访了她的孩子，她以为是我们一行，于是来要求删掉对孩子的采访。
　　一直在后面的吕老师赶过来，她激动的情绪才稍微抑制。我们不停地向她解释，做采访的不是我们，我们只给孩子拍了照片，并且当面删掉了照片。这个母亲担心的是一旦媒体暴光，外面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是AIDS孤儿，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这个母亲有些过激的行为，充分地显示了另一个问题，AIDS孤儿如何才能在一个受保护的良好环境里成长呢？一旦他们长大，走出村庄，不光要经受起社会上各式眼光的考验，还要能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平等的权利才行。

　　再访文楼。这次我们随吕老师走进了村子，而不是一驶而过。在这里，吕老师发送的由高奶奶编写的爱滋病、性病宣传手册不那么"热门"了，村民们说都已经发了好多遍了。
　　而村民对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有些偏见。一个壮年男人坐在摩托车上，笑容暧昧，说，是不是对AIDS村有些好奇，想看看村子都是什么样子？吕老师再次说起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话，这些是大学生，想和孤儿写写信，鼓励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男人的笑容并没有改变多少。
　　我想一方面这是因为媒体的频繁暴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在从事公益活动时候的姿态。甚至有必要对下一批志愿者重点强调这个问题。对AIDS的好奇既让村民无法接受，也无助于保持志愿者的长期热情。
　　在卫生所，我看到了正在吊水的病人，面容平静。他们非常配合我们，愿意让我们拍照，也说了很多平时的生活情况。私下里曾金燕曾经跟我说过，她觉得这些村民的精神状态都很好，该吃药的吃药，小日子照过，死去的人并不是生存者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这样一点看似漠然的状态，让她看到了希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怨恨和仇视不能长久存在，这些村民的淳朴和善良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火花。

　　出村的路上，又有些小麻烦。
　　一辆面包车迎面而来，车里的人隔着玻璃飞速打量了一下我们，旋即停了车。我们碰上了省卫生厅厅长和文楼村的干部。我出示学生证，向他们表示我们此行的自发性。副厅长态度很好，希望我们能够走一下程序，去政府相关部门报到一下，将目的、结果都告诉政府，政府会派人来协助我们，好过我们这么无目的地一家一家走。然后就让我们走了。
　　向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政府办手续，极有可能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们的下村。
　　但是我仍然很乐观，无论怎样，现在文楼及周围村庄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下村的阻力不再如同过去一般困难。当然，在河南，仍然有大批被人们忽略的村庄，等待他们的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我们应该同村民一样，保持希望。我们不能奢望政府的援助能够一次性到位，但是我们可以在政府已经缓和的态度下，尽可能大限度地提供我们的帮助，这些才是志愿者的意义所在。



全国各地都有向高奶奶索书的人。这些信封将载着希望被投递到远方。



高奶奶收集的历来关于AIDS的报道。她说她要监督那些人写得都对不对。



高老师毫无保留地让志愿者共享她的资料。



其实她就是这样平凡的一个老人。



高奶奶的丈夫。慈眉善目的一个老人。园园和杨静。简单的饭菜。



走访金井吴的第一家人。孩子们都很上进。



即将成为遗孤的孩子在给志愿者留下他的通信地址。孩子的母亲因为病毒转入脑部，已经神智不清。



妻子病重。丈夫本身也是一个感染者。



其实那里的孩子都很好客。喜欢拍照。



因为基督教义认为血是珍贵的，不可轻易献出。所以当年信教的人大多幸免于难。不信教的幸存者也开始敬畏神灵。



政府发的药物确实起到了一定延续生命的作用。宣传到位的村庄里，村民忍住副作用坚持用药，效果显著。



家中死人第一年，对联是紫色的。







如果你看到孩子们如此纯真的笑容，你就会相信这世界无论何时都充满希望。这些孩子是如此的淳朴和简单，他们的世界里并没有充斥着仇恨和厌倦。一些媒体、摄影师，出于种种目的，都将他们扭曲化了。



但是成年人不能不忧心忡忡。提到撒手归西后，孩子的去路，就会泪流满面。



在文搂村卫生所里吊水退烧的病人。



志愿者和孩子们在一起。



全体志愿者，以及当地向导的女儿（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