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比命贵
药价问题阻碍中国防治艾滋病进程
张彤

    一种病，得了就无法治愈，但有药物能控制病情、延长生命，然而这些救命的药却一月要花费7000多元人民币。这就是艾滋病，绝大多数中国人得不起的病。
治病是奢望
    7000元，相当于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农民许宝琴一家7年的收入。30岁的许，看上去像40岁。7年前，她在县里卖了三次血，每次抽800毫升，然后把和别人混合后的血球回输到体内。“每次能挣45元，刨去吃饭、路费也就剩30多元。”村里的壮劳力都卖血。1998年一化验，很多卖血者都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包括许和她的丈夫。
    许宝琴的丈夫前年去世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没钱上不了学。“年景好的时候，一年的收入也不到1000元，现在有病了，无法干活，收入更少。”刚从北京佑安医院出院的许对记者说。这次他们一共8个人来北京治病，为期一个月，医院只让每人交500元，包括食、宿和吃药（中药）。但500元他们也出不起，许宝琴把家里的羊和麦子卖了，邻床的赵春花把家里的牛卖了，才凑够看病和来回路费的钱。“我们根本没处借钱，村里的亲戚也有病，远处的亲戚怕染病不跟我们来往，而且他们知道借给我们钱将来也还不了。”
据称，这两年村里死了三四十人。有的人病得重，知道好不了，就寻了短见。“上吊的、投河的都有。”
    商丘睢县东关村农民的遭遇跟新蔡类似。10月份，该村一连死了5个人，都是艾滋病。听说北京11月召开艾滋病大会，8个感染者赶来求助。34岁的刘贵从1995年到1997年，共卖血100多次。“当时三天两头往血站跑。”据刘介绍，全村800多人，一半多卖过血。“当时县里鼓励大家卖血，县委书记还上电视做广告，口号是‘献血奔小康’，还宣传‘献血有利于身体健康’。”
    目前村里卖血者大约40%感染了艾滋病。刘贵的妻子去年死于艾滋病，孩子化验也呈阳性。“因为孩子有病，学校不要了。我们想到城市打工，人们听说我们是河南人，都不用我们。”近期，村里的感染者部分已有头疼、浑身没劲等症状出现，在生活来源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治病已经成为奢望。
    本希望通过卖血摆脱贫穷的农民，到头来得到的却是贫穷加剧和死亡威胁。“我们希望政府救救我们，让我们吃上救命的药，现在的药太贵了。只要能干活，让孩子上学，我们就知足了。”许宝琴说。
    佑安医院感染科的王冬梅医师到该科工作了3个月，在病房收治的40个艾滋病人中只有4个人能在经济上承担正规的抗病毒治疗——“鸡尾酒疗法”。该疗法有多种药物配伍方式，但每种配伍的价格都需要7000-8000元/月。“有些病人有单位，有公费医疗，但他们不愿让单位知道，宁愿自己掏钱治病。”王医师说医院收治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自费患者。
    李先生因为4年前一次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瞒着单位来住院。他接受“鸡尾酒疗法”已有2个多月。“药再贵也得买。”他的妻子表示，同时她也承认“照这样的药价，可能坚持不了几个月了。”而根据目前医学界的看法，抗病毒治疗需要终身服药。
    到2001年，卫生部估计中国实际艾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60万，而据临床病毒学专家曹韵贞教授透露，中国目前接受正规治疗的病例不到200人。
中国将有大量病人出现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到2001年9月底，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8133例，其中艾滋病人1208例，死亡641例。在中国，艾滋病疫情呈迅速上升趋势，今年上半年报告的感染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7.4%，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9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是贫困人口。”曹韵贞教授指出。
    一方面是大量的感染者，另一方面是天价的药物，曹教授自1994年起就开始呼吁政府重视艾滋病的治疗问题。身为“鸡尾酒疗法”的研究者之一，几年前曹教授从西方大药厂为中国病人争取了75例科研免费用药名额，但这对于成千上万的病人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中国1985年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989年云南出现163名感染者，到1994年进入快速增长期，现在已到了发病高峰期。“近两三年会有大批的病人出现，如果不给出现症状的病人治疗，他们会面临死亡，不给其他感染者药物，他们会很快出现症状。中国的问题非常严峻。”曹韵贞教授表情严肃地说。根据2000年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1989年检测出的 那163名吸毒感染者，至1999年底已有107人死亡。
    某时装公司职员陈先生前年因外伤在一家市级医院输了400毫升血，后来听说血液能传染艾滋病就惶惶不可终日，但又坚持不去医院化验，说：“万一传上了，又吃不起药，更难受。”后来终于被家人拉到医院检查，结果不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已在考虑如果得了病如何自杀的问题。
    因为缺乏廉价、有效的治疗，在中国，抗HIV（+）就意味着被判了死缓，每一个去化验艾滋病抗体的人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在河南艾滋泛滥的村里，家里一人得病了，亲属不敢去做检查的情况比比皆是。某网站的李先生长期从事男同性恋研究及健康教育，他对该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深感忧虑。他说，了解自己处于高危人群中的人很多，但去做检查的人很少，“很多人在回避这个问题。”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邵一鸣教授认为，为艾滋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药物把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水平降下来，能减少传播率；对个人而言，有效的治疗在检测后面跟进，才会有更多的人来主动检测。目前，在科研过程中，由于缺乏治疗，时间一长病人难以配合。“因此，治疗问题已成为限制一系列工作开展的瓶颈。”
原料大国无药可吃
    就在众多中国艾滋病人坐以待毙的同时，成千上万吨标有“made in China”的艾滋病药剂原料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世界各地。
    “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一的药物原料是中国生产的。”邵一鸣教授透露。在今年的特别联大会议间歇，美国某艾滋病机构的主席对邵一鸣先生说：全世界的艾滋病人能不能得到治疗，关键在中国。
    西方很多大药厂以及巴西、印度等国近3年来从中国的华东地区大量进口原料，据称其纯度已达到99.9%，“几乎加上淀粉就可以变成成品，而且价格及其便宜。”邵教授介绍，抗艾滋病药物的成本只是其商品零售价格的二十分之一。
    记者从沈阳东北制药总厂的进出口公司了解到，该厂一年前就开始生产“鸡尾酒”疗法中的一种药物AZT，并以每公斤1000美元的价格向南美出口。“我们的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便宜得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AZT的专利保护即将过期，技术力量雄厚的东北制药总厂早已向国家药品监督局申报成品的生产许可，但一直未获批准。据专家介绍，AZT还能有效阻断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已在很多国家普遍使用。
    3年前，南非为了控制国内艾滋病蔓延开始大量仿制和从非授权药商进口药物，从而大幅度降低艾滋病的治疗费用。此举开了先河，西方药厂以维护专利权为由不依不饶。从此，“得到治疗权”演变成为一项运动遍布众多发展中国家。
    就在非洲、南美、东南亚国家纷纷为降低艾滋病的治疗费用绞尽脑汁时，情况早已不乐观的中国还在认真严格地遵守着国际专利条约，以一个原料大国的身份既照顾着西方药厂的生意，也支持着第三世界兄弟的事业。
    实际上，在WTO的规则中有两条附加条款：一是强制许可，二是平行进口。意思是当一个国家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机时刻，国家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仿制药物；基于同样的条件，可以从未经专利拥有者授权的厂商进口。但此条款对“危机时刻”并没有给予确切的定义和严格的指标，“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决定利用此条款取决于如何看待国内的艾滋病蔓延情况。”邵一鸣教授说。
    艾滋病在南非成年人中的感染率是20%，泰国承认全人口的1.5%是感染者，印度则是1%。中国目前官方承认的估计数字是60万，有13亿人口作为基数，如此低的感染率自然离“危机时刻”很遥远，这也许就是治疗价格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然而，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的估算，中国到2001年底感染人数为125万。河南医生高耀洁和武汉桂西恩教授的调查数据更为惊人，河南卖血严重的地区艾滋病感染率在40%-60%，而河南全省卖血人数不下100万。
降价：多条腿走路
    2000年在德班举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五大西方药厂承诺降价。今年4月，巴西提出的“得到治疗艾滋病药品是有关人类健康的人权问题”的提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以52票赞成、美国1票弃权获得了通过。39家西方大药厂对南非政府的“国家盗版行为”也已撤诉。如此利好消息，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应该是福音了。
    今年第三季度，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向部里提交了一份报告，就是关于政府出面解决艾滋病治疗费用的问题。“关键是行动，等是等不来的。”邵一鸣先生说。
    专家们主张在遵守国际法则的前提下多条腿走路。首先，政府尽快跟药厂接触，降低在中国注册的药物价格，既然药厂有降价承诺，是可操作的；第二，政府组织力量筹划生产专利保护即将过期的药物；第三，有的药物还没有在中国注册，尽快在他申请保护之前生产并申请专利保护；第四，运用WTO两个条款，强行仿制或平行进口；第五，付给药厂专利费，再进行仿制。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第一届艾滋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对记者说，政府与西方大药厂协商降价问题时，双方都要努力，药厂降价的条件是中国降低关税。“有些国家已经采取的方法，我们可以参考，但还没有形成最后决议。”
据媒体报道，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今秋组建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对5个抗艾滋病药物进行生产工艺研究。联合研究的这5种抗艾滋病药物为蛋白酶抑制剂，是 “鸡尾酒疗法”组合药物之一，其专利保护期已于去年截止。
    印度商人大量仿制抗艾滋药物，卖到世界各地，费用已降至一天1美元，但该国仍有大量的贫困感染者难以承担。河南农民许宝琴说：“药价就是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我们也买不起。”对此，邵一鸣强调说：“政府必须出面管，艾滋病的防治不能完全按市场运作。”（根据有关规定，感染者均使用化名）
文/张彤

资料：
艾滋病的治疗
    艾滋病的治疗包括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两部分。前者为治本，后者为治标。目前公认最为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是联合疗法，俗称“鸡尾酒疗法”，就是同时服用多种高效抗病毒药物。此治疗能明显降低人体内的病毒数量，使遭受病毒攻击的免疫细胞数目增加，减少机会性感染。鸡尾酒疗法从1994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使用。根据美国的统计，至1996年死亡率下降23%，至1997年死亡率下降47%。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厂家生产100多种抗病毒药物，其中经美国FDA批准的有16种。
廉价治疗 世界潮流
    3年前，南非政府颁布新法律赋予卫生部门进口和生产廉价药物、并在国内出售的权利，于是该国大量艾滋病患者获得了价格便宜的治疗药物。此举立即引起了全球各大药品生产商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生产商。他们认为，南非政府如此规定侵犯了他们公司的产品专利权。于是，39家药物生产商联合起来状告南非政府。
2000年，在南非召开的第1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来自全球的50名科学家联名呼吁国际药厂降低药品价格，葛兰素、默沙东、施贵宝等五大国际药厂作出降价承诺。
    2001年4月19日，南非政府与制药商达成了庭外和解，制药厂商放弃了对南非政府的指控，诉讼到此结束。南非政府的胜诉被国际艾滋病组织和国际社会视为非洲2600万艾滋病感染者争取廉价抗艾滋病药物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今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巴西提出的决议案，强调获得药品是艾滋病患者的一项基本人权，从而支持了巴西仿制西方医药公司的专利药物、然后低价或无偿提供给公众的做法。多年来，巴西政府在艾滋病药品研究和生产上投入巨资。自1994年至今已有6家制药厂生产世界上目前16种抗艾滋病药品中的7种。由于这些药品由巴西自己研制生产，药品价格在近3年内下降了70%，并为巴西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节省了大笔开支。仅2000年停止进口美国和瑞士两家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药品，巴西卫生部就节省开支39%。同时，由于廉价药品的普遍使用，近4年来大约有3.8万人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因艾滋病住院的人数下降80%，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减少了50%。目前巴西艾滋病患病率已经从世界第3位下降为第42位。
    6月，肯尼亚议会通过了“工业产权法案”，为进口和生产价格低廉的抗艾滋病药物扫清了道路。目前艾滋病人每天服用药物的开销已降至1美元，在不远的将来可能降至0.5美元。
    在东南亚，印度、泰国等国家也纷纷通过仿制和进口廉价药品方法降低艾滋病的治疗费用。目前在印度，每个病人一年的抗病毒治疗费用已经从以前的1万美元降到36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