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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孤儿的遭遇
2002年1月20日高耀洁

    艾滋病（AIDS）是不治之症，它夺走了许多青、壮年患者的生命，每一死者都会留下1 －3名甚至更多的孤儿，这些孤儿被称为“艾滋孤儿”。艾滋孤儿本人并未感染AIDS，但他们却在贫困、失学、歧视和别人的冷默中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些孩子若一直处在生活无着、失去教育机会的境地，长大后他们将成为文盲、法盲，会扰乱社会，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现将我了解到的AIDS孤儿的情况告诉大家。
一、一双艾滋孤儿的奇遇
    2001年11月的一天，上海一位姓纪的女士（未透露名字）来电话对我说：
    “我想供养一个艾滋孤儿，为社会弱势群体尽些微薄之力．．．．．．”。随后她寄来了300元钱，让我转交给AIDS孤儿，并要求日后与孤儿保持联系。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孤儿接受外援非常困难，在他们周围总是有人设法作梗，扣留他们的信函和钱物。即使他们收到了财、物，也不知道写回信或因没有文化无法回信。我考虑再三，想到了李汉春家，他的内侄会写信，可以与纪女士保持联系。于是，我决定将李汉春家的两个孤儿介绍给纪女士。
    2001年5月5日，我曾去过李老汉家。那时候，他的儿子李玉印、媳妇高香因患艾滋病都已死亡，只留下一双幼子――10岁的李鹏军和7岁的李亚珂。因为AIDS，鹏军和亚珂的伯父也死了，姑姑危在旦夕。他们的奶奶受不了如此打击,患了脑溢血，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他俩随着爷爷艰难地生活着，境况甚是可怜。
    2001年11月30日，我把纪女士的300元钱寄给了上蔡县杨屯乡张宇村AIDS孤儿李鹏军和李亚珂的爷爷李汉春。因雨雪纷飞，邮路困难，钱寄出半个月后的12月16日李家才收到汇款。李汉春收到钱后又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今后孙子、孙女能够继续读书了，害怕的是将来寄钱人会向他要钱讨债。他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不要任何回报的好人。为此，我几次在电话中给他解释，他终于接受了纪女士的馈赠，并回信介绍了他们李家的遭遇。
    2002年元月16日纪女士从上海来电话,感谢我为她提供了两个可怜的孤儿，她说；“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我马上给他们寄去下期的学费。快过年了，我还要给孩子寄些糖果等吃的东西．．．．．．”。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知道并掌握这么多孤儿的情况，并且人家要供养一个而你给人家两个？我是这样回答的：AIDS是具有传染性的，但艾滋孤儿并未感染病毒，他们是无辜的，让人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轻视他们，冷落他们，而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关爱与帮助。我不想失去任何救助艾滋孤儿的机会。我从1996年开始宣传“防艾”，6年来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见到的HIV／AIDS病人迂千人，收到的民众来信在5000封以上，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AIDS病人与AIDS孤儿的比例大约在1：1.5或1：2，甚至更多，情况十分严峻，不能轻视。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都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帮帮他们的家人。
二、一个女艾滋孤儿的读书生涯
    2001年4月30日，我在新蔡县东湖村小高庄见到14岁的高丽、在东湖小学就读的11岁的高岩时，高丽已经辍学在家了。高丽原是今是中学的学生，其母亲AIDS 患者戚秀枝2000年12月去世后高丽因无钱交学费就辍学了。笔者到她家见她时，她正在做饭。她哭着说：“我爸爸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这么小，不让我上学，我能干啥呢？”我问她想上学不想，她连声说着“想”，话未说完就已泣不成声了．．．．．．
    我曾于2001年元月15日和3月8日分别给高宗彦（高丽的父亲）寄了300元和100元人民币，当我提到此事的时候，少气无力的高宗彦说：“听说郑州有人往俺村给病人寄钱，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有收到。”后经再三查询，结果让人非常吃惊，原来这400元钱被高丽的三叔取走赌博用了，两个孤儿也不敢吱声，怕他叔叔来了打骂他们。
    高丽曾有一个幸福的家。母亲戚秀枝很能干，没明没夜地在田间干活。两个大人辛勤地劳动，两个孩子努力地读书，听话又懂事，生活过得不错，家庭也很幸福。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河南省兴起了“血浆经济”，夫妻俩梦想发家治富，多次卖血，最终染上了 AIDS，弄得家破人亡。
    高丽辍学在家后天天哭泣，后来我才得知她父亲高宗彦不主张女孩子读书。他说：“女孩读书没用。闺女象根草，长大就锄去了。读书越多，将来的彩礼要得越少。”从高家回来一个月后，我又给高丽寄去了300元钱，寄到高岩就读学校的彭校长处，她收到了。彭校长，心地善良，坚持正义，他把高丽送回今是中学，学校还免去了她的学杂费。高丽复学了，她很努力，学习成绩也不错。据邻居王霞说，高丽期中考试数学得了 98分。但她在学校仍受歧视，我给她寄的信，她很难收到。我曾给她班主任去信，请他关照高丽，但班主任不敢回信。一天，我向新蔡的一个女干部打听高丽的情况，那女干部说：“她和我妮子（女儿）同班，晚间我打电话问我妮子。”第二天女干部对我说： “俺妮说啦，高丽是个‘留级生’，学习一般化，农村人，她家那里有很多AIDS病人，同学都不敢接近她，怕传染AIDS。今年夏天高丽初中毕业了，她很想升学深造。”天呀！谁能救助她呢？即便再来一位慷慨解囊的纪女士，即便高丽能继续学习，就能消除人们对她的歧视吗？可怜的孩子！
三、一双艾滋孤儿的遭遇
    记忆中高丽的家，是破陋的院墙和两间在屋里可以看见天空的半土半砖的旧房。房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堆在屋角的那几百斤麦子。破烂的床铺，零散的桌凳，就是废品站来收购物品，也挑不出什么可买的东西。高宗彦就躺在院里的地上，下面铺着破烂得不能再破烂的被褥，被褥上沾满了泥土及污物，时不时还有一股腥臭气味飘来，让人想呕吐。高宗彦不停地咳嗽、吐痰、呻吟，有时话都不能完整地说一句。他骨瘦如柴，憔悴得象非洲难民，让人不忍再看一眼．．．．．．
    2001年8月22日，高丽、高岩来信向我哭诉：“我爸爸没有熬过暑天，他在本月19日走了。没钱埋他，我们就把麦子卖了一半，办完了丧事。家里的几亩地、剩余粮食、面粉等东西，都交给了我们的五叔五婶，高岩在五婶家吃饭。”
    高丽这个坚持要读书的女孩子，在高家门里是个“大逆不道”的闺女。她“不听话”，高家的人谁也不愿管她，她只得去姨母家吃住，靠好心人来救助她一点钱，维持她的学习费用。
    2001年8月25日，我又给高丽、高岩寄上了500元的学费，他们一直没有收到。直至今年元月上旬高丽来信，我才知道这钱又让她叔叔取走了，只给了高丽70元钱。去年12月份，有位好心的记者给高丽400元钱，让这两个孤儿买件棉衣穿。她五婶听说后，坚决要一半，不拿出200元，就不让高岩吃饭，她还把高岩的东西扔到街上，把高岩赶到门外。
    作者撰稿时，高岩一个人正孤苦伶仃地蜷缩在他父母遗留下来的两间空空荡荡的能看得见星星和月亮的房屋里。没有可取暖的燃料和工具，没有可填充肚子的食物，没有可照明的电灯（线被截断了），在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他有的只是黑暗中的泪水、饥饿、寒冷、恐惧、无奈、痛苦．．．．．．
    是否只有高丽、高岩姐弟二人在生活的海洋里苦苦挣扎，期盼救助呢？不，绝不是！不信，你听，相信你一定听到了远方艾滋孤儿的呼唤．．．．．．
四、艾滋孤儿们的状况
    有人问我，河南究竟有多少艾滋孤儿，我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的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人。有病人就有死亡，他们身后留下的就是孤儿。
    一天，我去某AIDS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HIV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AIDS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庄，村民谈论艾滋病象谈“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AIDS病人吴拢。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她才放开手。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三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别。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3岁，也是个重症AIDS患儿。吴拢的丈夫是个HIV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
    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孔留柱和他的妻子曹俊美先吴而逝，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令飞9岁，女儿孔令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他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坐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AIDS村，访问了十多个AIDS家庭。该村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着患有AIDS的亲人，男孩子多数外出打工， 15、16岁的孩子在外地干成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窑做苦工。我到了一个姓余的家中，他14岁的男孩余传宝在某县建筑工场掂泥兜，每天累死累活只挣10元钱，拿回一半给他患AIDS的爸爸买药吃，孩子每天只有5元钱，在超负荷的劳动中，不知他怎样生活．．．．．．
    2001年10月21日，一位AIDS患者程军带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气喘嘘嘘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我和孩子她妈1995年一起卖血，现在都病得快不行了，她妈拉肚子、发烧已不能起床了。我求求你为孩子找个家吧，只要她能有口饭吃，俺们死了也放心啦．．．．．．”小女孩程蒙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象8岁的孩子。程军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程蒙蒙，血HIV抗体阴性”，孩子无病。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AIDS病人给我打电话，说农村太冷了，有的艾滋孤儿还没有棉衣，有的孤儿手、脚都冻烂了。我很快给孩子们捎去了几十件衣服，但孩子数量太多了，这仅是“杯水车薪”。他们被笼罩在AIDS阴影下，谁能理解、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呢？
    我和很多艾滋孤儿谈过话，他们迫切希望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的亲人面对他们这些微小又合理的要求却显得很无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疫区一个小学校调查， 100多名学生中有19个AIDS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的拉着我的手说： “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AIDS）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泪流而下．．．．．2002年元月，彭校长来信说，该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7个，现在又已增加到2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救他们呀！